“封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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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封建
参见：中国封建制度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的特点是“领主、封臣、采邑”[59]，这些特点与中国传统上西周的封建制基本一致，因此，清末民初在翻译西方文献时就把欧洲中世纪的制度翻译作中文的“封建”。西周的制度数千年来在中国都是称作“封建制”（「封邦建國」），秦至清的制度称为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与封建刚好是相反的两个制度。封建主张“地方分权”，中央集权则反对“地方分权”。数千年来，这些概念绝无异议，至今台湾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都一直如此称呼。西周的封建制早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与马克思的社会發展五个階段理论完全不相容。马克思本人也认为五个社会發展階段仅适用于西欧，指出东亚有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这一理论从苏联时代开始被扩大到全世界[60]。
中共上台后，为配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發展五个階段理论，将秦至清的社会强行改称“封建社会”，而原本西周的封建则被强行改称“分封制”。因此出现了“在封建社会（地方分权）推行中央集权”的逻辑矛盾。將秦朝以後的中國社會稱為「封建社會」被认为是「偽歷史」。[61][62]此外，封建一词又被中共加上落后、迷信等原本与之无关的特点。哈佛大學费正清指出，除了把封建和地主剝削混為一談，馬克思以proletariat（英语：proletariat）形容城市沒有資本工具的工人階級，中譯卻是無產階級，也就是指窮人。結果歐洲的proletariate到了中國就變成指（鄉間）貧農。[63]
“民族英雄”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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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民族英雄
有法輪功媒體批評中國教育部於2002年認定現代的民族觀念與宋朝當年不同（或宋朝沒有民族觀念，都是與現代不同），把岳飛、文天祥等抗金與抗蒙英雄剔出民族英雄之列，改稱為愛國英雄[64][65]。
中國教育部對这些行为作出澄清，並且指出：「从5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对岳飞的评价都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重新定义岳飞是否是“民族英雄”的问题。岳飞、文天祥在中国历史上历来被认为是民族英雄，但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早在50年代后期的学术界，就有学者提出称岳飞为民族英雄是否会影响某些民族的情感。由于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有分歧，因此不宜把这一类的学术讨论引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实际上社会公众对岳飞、文天祥这些历史人物高尚的道德品质、民族气节始终是歌颂和尊敬的，这一点也是我们进行中小学历史教育时一直遵循的」[66]。
台湾学者王健文和騰訊历史责编谌旭彬認為“華夷之辨”是中國古代極為重要的一套沒有民族意識存在的世界觀，古代中國發展出的“華夷之辨”自成體系，屬於一套不同於西方民族主義的世界觀。區別「華夷」的標準，在於是否遵循“禮治”以及是否接受「先進文明」（尤其是先進政治文明）的教化，而“不藉其地與其類”（與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無關）。華夏和四夷的界線不是以血統劃分，而是以文化為分別，這裡所謂文化是指生活習慣與政治形態。遼朝遼道宗亦以契丹之出身而自視為“中華”，以“禮法”、“文物”作為區分“夷”與“中華”的標準：“上世獯鬻、獫狁，盪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中華”在當時並非“民族”或“種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南宋學者葉適在給皇帝的奏摺中說：“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報復仇恥者我之義”，葉適以“中華”為南宋人命名，但其涵義，同樣與“民族”無關。學者指出，一個人是否“民族英雄”，最基本的前提是此人對“民族”必須要有“主觀認同”，然而包括岳飛在內的南宋人的“中華”是一種「文明共同體」，而非“民族（種族）共同體”；既無“民族認同”，岳飛自然不屬於“民族英雄”[67][68]。
蒙元史學家姚大力認為文天祥是中國的歷史英雄，但卻並非後世所謂的「民族英雄」，認為他所以選擇慷慨赴死的理由更多基於一種王朝的遺民心態，其中沒有與新王朝勢不兩立的政治態度，更不含有後世所謂的「民族大義」：「正像元末明興這樣一個『華夏重光』的歷史時代，卻沒有結束異族統治，歌頌『民族大義』的頌歌，反而卻有底層的漢人為蒙元『異族』殉節，元遺民的事蹟提醒我們，今日人們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意念，不是歷史上一向就存在的東西」[69]。
中國人類學家、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王柯指出：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漢奸」話語，其實是他們企圖在多民族國家的母體上，人工催生一個「漢族」單一民族國家時出現的「怪胎」。二十世紀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義的目的，其實不在於確認「民族」，而在於建立一個新型的國家──「民族國家」。民族不過是手段，國家才是目的。然而，因為現實的中國不可能成為單一民族國家，「漢奸」話語最終不過是強化了本來只是手段的民族意識而已。2002年末，有人以多民族國家為由表示不宜稱岳飛為「民族英雄」。對此國人表現出來的憤怒，就是近代民族主義造成國人將自己的政治認同最終歸結在民族，而不是國家的最好寫照[70]。
「農民起義」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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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屠蜀和張獻忠
对于帝制时代引发的「民变」，历朝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稳定底层群众，通常将责任归属视为民众的反抗，直呼反抗者为“贼”；而中国大陆教科书则站在「被压迫者」立场上改称为「起义」（与中共以工农起家有关）。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胡昭曦表示：「張獻忠起義軍的打擊對象是明朝封建反動勢力，是地主、官僚以及從屬於他們的反動武裝，這有什麼不應該？當然，也要看到，農民義軍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殺了地主本人，也往往殺了他的全部家口，打擊面很大，殺的人相當多。這是可以從農民樸素的階級仇恨和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明的。絕不能因此而否定農民起義的革命性。」[71]。四川學者王家楼表示張獻忠「被过去的封建统治阶级诬蔑为『杀人狂』」[72]。
明史專家陳學霖教授批評中國史學界部分學者基於政治需要及階級斗爭意識形態的影響，美化張獻忠等人「農民起義」，作偏頗的人物評估，在學術上這種論述難以成立[73]。四川省綿陽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楊培德亦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幾十年間，國內的史學界在研究評價張獻忠時，極盡美化神化之能事......，千方百計地為張獻忠屠殺無辜百姓、在四川製造無人區的罪行辯護，煞費苦心地把他打扮成高大全式的歷史人物。似乎只有這樣做，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而對當時的親歷者、參與者、目擊者傳下來的真實的血腥記錄，一概斥為『誣衊不實之詞』。這實際上是嚴重的意識形態偏見作怪，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將自己陷入極左思潮而不能自拔。唯物史觀要求人們必須尊重歷史，從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出發，得出科學的合乎歷史實際的結論，而不是帶著意識形態的偏見，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任意塗抹。」[74]
“新三民主义”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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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新三民主義
“三大政策”最早是由鲍罗廷所提出，随后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奉令结合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定为三大政策。
1940年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文中称：“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如果没有联俄政策，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如不联共，就要反共。不要农工政策，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
国民党方面则始终否认有“新三民主义”这个概念存在过，在现今可以查阅到的国民党方面保存的所有文件里也找不到关于新三民主义的记载。孙中山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也未有提及新三民主义。
国民党历史学家崔書琴：「過去，中共常說只有他們才是三民主義的繼承者；他們提出了一種『革命的三民主義』，使其有別於『舊有』的三民主義。將聯俄、容共與農工的『三大政策』作為『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他們藉口孫中山先生說過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來譴責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不應該反共。尤其是宋慶齡最常利用前面所引的遣教，來為投靠中共與俄帝做辯護」[75]。
中国大陆历史学家林家有、周興樑也認為，三大政策的概念是由共產黨人率先使用的，並非出自孫中山本人。[76]